蔡元培发表论文

蔡元培发表论文

蔡元培的五育口诀：美军是世界公民，美指美感教育，军指军国民教育，世指实利主义教育，世界指世界观教育，公民指公民道德教育

简介：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于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作用：

他根据专制时代和共和时代对教育的不同要求，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观点出发，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突破了中国近代社会“中体西用”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现出对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超越，以及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主动汲取。

五育并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充分体现社会价值与人的发展价值相统一，追求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地位与影响

“五育”并举的教育就是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是对封建教育及半殖民到半封建教育宗旨的否定，在教育思想史上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人才培养看，也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规律。

蔡元培有哪些贡献？

蔡元培作为教育家，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清末时期，蔡元培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参与革命教育活动。如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著名革命学校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

2、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观点出发，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

“五育”不可偏废，其中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偏于现象世界之观念，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以追求实体世界之观念为目的，为超越政治之教育。蔡元培认为五育中，军国民教育为体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为德育，美感教育可以辅助德育，世界观教育将德、智、体三育合而为一，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该思想成为制定民国元年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1912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民国教育方针，其内容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3、北洋政府时期，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期间改组教育部，设立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司，并亲自主持并参与制定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学制——壬子癸丑学制。1916年任北大校长后，对其进行全面改革：

（1）抱定宗旨，改变校风；（2）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4）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论述蔡元培所提出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五育”教育。思想背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南京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于1912年2月间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第一，军国民教育——即体育，身体是德育、智育的物质基础。(背景：甲午战败，东亚病夫的称号，教育者认为失败原因和身体素质有很大关系，如吸鸦片等;加之清政府重文轻武的教育传统，导致国家被列强侵略，蔡元培希望在教育中加入军事教育，即强兵。因此，军国民教育是物质基础。)
第二，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背景：蔡元培把实利主义教育，也就是经济发展当做富国强兵的手段，他认为除了要有军事实力，武力也更需要财力的支持。但是人民失业，国家贫穷，因此除强兵以外就是要富国。曾经考过一句话：“普通教育应该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
第三，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背景：军事体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虽然是“强兵富国”之道，但是仅有两者还不够。如果仅有两者，则强兵富国不只不能受其利,反而会受其害。比如即使国富兵强，仍然会出现强凌弱，智欺愚等现象，应当提倡西方自由、民主和博爱的思想，即发展良好品德。因此，公民道德教育是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的根本和中心。)
第四，世界观教育(背景：可以理解为价值观念，为什么提出呢?当时的年轻人因为连年战败，不再信仰传统文化，而去相信基督教等，比如列强大炮打过来，跪地祈求上天，非常愚昧。同时，蔡元培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认为世界有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者，前者是实际存在的，即我们的现实实现，是由智育、德育和体育构成的，而后者是摆脱现实世界，完全超脱的自由的，是应当追求的精神世界。所以他认为即使有了经济、军事和道德，但这些都是现实世界获得的幸福，精神世界仍然是匮乏的，应当进行世界观教育。因此世界观教育的地位是将德智体三育合而为一，是其他各育的结合，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教育的终极目的。)
第五，美感教育——即美育。(背景：蔡元培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是辅助德育的。美育是实体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的桥梁，兼有二者的特点，通过美感教育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实现世界观教育。因此在北大，蔡元培亲自开设《美学》课程，来提高中小学美育的地位，所以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将美育列入教育方针的人。)正因如此，他认为美感教育与宗教具有同等的性质和作用，但美育可以避免宗教的保守，于是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观点。

教育独立论：蔡元培 是什么？

蔡元培（1868~1940）自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五育并举的思想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1.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2.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3.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4.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5. 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二、大学教育思想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2．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4． 教学制度——选科制
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
5．行政管理——教授治校
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
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至今对于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仍有一定意义。

邀请爱因斯坦到北大讲学，蔡元培准备了多少酬金？

爱因斯坦有多厉害，不用小编多说。1922年，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之前，蔡元培就成事前邀请他，完成日本行程之后，到北京大学进行两周的讲学。事实上，爱因斯坦也答应了邀请。

与此同时，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期间，曾经两次路过上海，却没有实现在中国讲学的计划。甚至最后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没有在中国讲学，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计划失败。

小编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下，事件发生的经过。

1920年，北京大学收到一个消息，是留德人士袁观澜，发来的电报，内容为“爱因斯坦博士，有离开德国的意思，有可能会到远东，北京大学是否愿意接待。”

对于学术界来说，爱因斯坦是一个无价之宝，如果能到北京大学来，那是无上的荣誉。于是北京大学立即回信“当然欢迎，只是条件比较简陋，请详细告知。”

为了能够促进，爱因斯坦的远东之行，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借着到欧洲考察的机会，专门拜访了爱因斯坦，并邀请他，到中国演讲。可是爱因斯坦婉拒，并说明理由，已经接受美国的邀请，当年无法完成，并表示希望有机会到中国来游玩。

一直到1922年，爱因斯坦发消息，愿意来华演讲。说已经接受了日本的邀请，完成之后，可以到中国。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北大备受鼓舞，通过驻德大使馆让其转告爱因斯坦“来华演讲，十分的欢迎，并且各个学校负责他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旅费，并给酬劳每月1000元。”

之后爱因斯坦也专门给了回信，说了一些理由：

第一次邀请每月答应，一是访华的时间和其他事务出现了冲突，另外一个是当时给的报酬太少，不够访华旅行之用。而这次不同，日本发出邀请，报酬很高，在日本待4个星期之后，在到北京访问两星期，时间上比较合适。

虽然中国先邀请的我，当时日本给出的条件太优越了，除了负责所有旅行费用外，另外又给了2000英镑的报酬，这也是日本优先的权力。

1922年，爱因斯坦再一次回信，提出了一些条件：一，将1000元大洋改为1000美金，二，所有的旅行费用，以夫妻两人的计算。

大家要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的1000美金，对于当时的北大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蔡元培都一时无措，不知道如何筹备，最后还是在梁启超的帮助下，正式和爱因斯坦签订约定。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抵达上海，受到各界的欢迎，由于是路过，爱因斯坦只能在上海停留一天。晚上，书画家王震，在家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作陪的人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经理曹谷冰以及张季鸾、张君励教授等。

11月14日，爱因斯坦离开上海。

也就在这一天，蔡元培发表了《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报告，给到的学子吃了一个定心丸，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准备，迎接爱因斯坦的到访。

可是意外发生了，当时《申报》一篇报道，直接剿灭了北大等待爱因斯坦来华的兴奋之情。报道说，爱因斯坦从日本抵达上海之后，停留两天，直接奔赴西班牙，根本没有提到到北大讲学之事。

一直到1922年12月22日，北大的蔡元培，收到爱因斯坦的一封致歉信：

校长先生，我本人十分愿意，履行我们之间的约定，不能到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种莫大的痛苦。在日本我等了五个星期，未等到北京方面的消息，我猜测你们可能不打算践约，我也不好询问。还有在报酬上面，也出现了一些误差，我也猜测先生不情愿履行诺言，因此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日本。一直到受到您的信件，才知道权势误会。

爱因斯坦取消访华的约定，原因真的这么简单吗，各界有很多的猜测：

一种猜测，爱因斯坦着急赶往耶路撒冷，当人犹太人的希伯来大学校长。

一种猜测，在日本讲学期间，听闻北大经济困难，报酬问题可能会落空。

一种猜测，爱因斯坦着急回到欧洲，写论文。

其实上面三个原因，第一、第二根本不成立，唯一有点可能的就是第二条，爱因斯坦在日本讲学期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是否是日本人，从中玩了什么猫腻，没有资料可证实。

还有一种比较偏的说法，那就是北京大学没有和爱因斯坦签订合同，只是口头上约定，完全是中国式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次向爱因斯坦学习的机会，也让爱因斯坦留下了遗憾。